印度的光伏金矿到底有多大？

其中，为当事人/社会所接受、符合公正理念、坚持分权原则、追求法治精神等实质性限制条件构成了对法院/法官裁判的主要规制，能消除对司法权力专制的担心。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权能的具体体现。5．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平权保障能力 提高公平权保障能力，要求立法机关依法保障公民权利，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

从公平财政的角度，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也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与此相适应，需要从制度基础、对策措施和保障机制这三个层面，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公平治理能力的制度机制建设。实际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能够通过下面这些职权行为参与国家公平治理。一票一值，即每一票的价值相等。

综上所述，不论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角度，还是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角度，都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公平治理的能力。在我国，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康德对此作出了经典阐述。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想有所建树的人权学说，不会只停留于空洞的宣扬或虚无的启蒙——事实上，启蒙如果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就可能成为一种道貌岸然的道德压迫。来源：《人权研究》2014年卷。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性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转换，亦经历了深刻的现代性变迁过程。因此，人权来源于共同体生活，其渊源是那些促成共同体共同生活的道德规则，具体包括法律、习惯和道德规范。

而一旦动物拥有了动物权，就不可避免地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的人权发生了强烈冲突，人的固有生存方式也许就不是不证自明的了，相反，还有重新进行系统性的理论论证。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人们由于自身智识的限制，无从判断何种善为终极善，但又不敢将判断权交由政府。

[法]马里旦：《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鞠成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整理。当人民以原子化的方式看待自己，无法感受到与其同胞的共同目标后，便将其视野和政治精力逐渐缩小至诸如地方社区、少数种族、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小团体，于是越来越不可能动员民主的多数选民去支持共同理解的计划和政策，越来越关注这些小团体的权利。进入专题： 人权 公共性 革命性 。这一错误的人的概念认为，人是自然产物，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人，只要生理上是人，就拥有无条件的人权。

以上三点，不可偏废一端，而应以高度理性的方式审度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势和未来趋势，防范西方国家在权利发展之路中的磕绊，寻求各个阶段历史任务的理性融合。不过，问题恐怕不会如此简单。这些原则都是共同体社会生活存在所不可或缺的，米尔恩提炼出如下两组共九项原则：第一组包括行善、尊重人的生命和公正。由此，个体对于利益和独特生活方式的追求就被定义为正当的，在人权的旗帜下，作为经济人和原子人的个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切价值的计算单位，于是，基于个体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是普遍价值。

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首先是自主选择善的观念以及不受其他善观念支配的自由。据此，这一新的人权定义可以做如下总结：人权被理解为一种全人类的道德契约，它以借贷的方式无条件地预付给每个人同等的人权，但每个人必须履行相应的作为人的义务回报所透支的人权，以义务为条件才可保有人权。

这一逻辑的预设是，作为伦理生物的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这就是权利：权利独立于善，首先意味着权利不以任何一种善为基础。

正在死去的有九百年历史的时代乃是‘我理解和‘我思的时代——是作为外在于它所感知的客观实在的思维之自我或思维之‘我的时代。人权与人形同一体，二者经由人性互相证成。这种权利观念用纯利益计算式的功利考量取代价值判断，去除了善恶判断的空间，进而渐渐失去了判断好坏的能力，彻底沦为利益的附庸。这是主观与客观、本质与存在、人与行为、精神与世俗、宗教与法律分离的时代，传统西方思想的二元论特征确实渗入到几乎所有的分析活动中，我们仍然在争论什么是基本的，理智还是情感，意识形态还是权力，个人还是社会。[34] 在思想家的不同谱系里，这一过程可以粗略地描述为青年反叛老年、奴隶反叛主人、现代反叛古典的过程 [35]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6-97页。如同赵汀阳教授所深刻分析的：当人权从最初的前卫思想转变为固定信仰，人权观念就不再被反思和怀疑，它在思想上就死了，只剩下思想的遗产——盲目信念。

当存在利益冲突的人相互之间动辄以‘我有权利……这种所谓的‘权利话语来互相论辩、攻击的时候，对权利概念的诉诸，也就逐渐失去了道义的力量。（2）由于注册成本太低，人的欲望又是无限的，就使得权利越来越多，无限制地增长，而每一项权利的实现都有成本，[28]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没有哪个社会可以支付得起，权利的膨胀导致权利之间的激烈乃至无序竞争，最终可能会吞噬自己，人权也将彻底沦为无法实现的美丽谎言。

原子化的个人代表着社会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个体的生存方式交由个人自决，比起被安排的大众生活而言，更能激发人的活力，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繁荣。它因为与道德原则的关联而被主要用来启发和影响人们的良知，还远远不能完全支配人们的实际行为。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人类道德发展的最重要的要素是认识经验的发展，这种认识发生在各种体系之外并有自身的逻辑基础。秦小建，法学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如果遵照上述逻辑，人作为人享有人权，动物作为动物当然有动物权，因为二者都是自然存在。由此可见，权利独立于善源生于个人主义，并为个人本位提供了价值判断的支撑，由此与权利的实证主义传统相契合。人权话语虽唤醒了人们对于个体的关注，由此奠定了法治的基础，但却淡化了个体与社会其他成员的道德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阻滞了道德建设。[2]这一公共性的思想资源，来源于与人及人性密切关联的天赋人权学说，即，每一个人都是天生自由和天生平等的，只要是人，即拥有人权。

一个人获得并接受了预付人权就意味着承诺了做人的责任，并且将以完成做人的责任来偿还所借贷的权利。在人权领域，世界人权宣言和一系列国家人权公约这一经验事实表明，对于人权的实践结论，或者说关于人们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的共同表述方式，虽然很难达成，但终究是可能的，只要人们不纠结于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就像当初权利观念的宣扬是对中世纪义务过重而权利不足的纠偏一样，此时对义务的宣扬实际是对因权利至上而引发的负面效应的抑制，但绝对不是矫枉过正。在解释人权的公共性与革命性的平衡结构的维度，以中庸来指代，虽有抽象空洞之嫌，但人类社会生活从无绝对，尤其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且不可通约的情形下，本是君子之道的中庸之道，何尝又不是社会维系之道？ 由此回望和展望当代中国的人权建设之路。

权利独立于善将政治哲学的所有讨论集中到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上来。[11]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李保宗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3-216页。

因此，个人意识经历了漫长的萌芽期，经资产阶级革命确证，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在此情景下，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只能顺应现代社会个体主义的立场，将纷繁复杂的个体抽象而成自由主义式的人，进而预设作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凝练为人权，如此可包容诸种个体价值，成为多元价值并存之最大公约数，充分彰显其公共性。[28] 此处引用了《权利的成本》一书，具体参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何自由依赖于税》，毕竞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而这种义务，自然不能被理解为权利服务的工具性手段，它与权利一样，均是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根本价值的规范载体，而且，较之于权利，义务更能彰显作为共同体立基之本的普遍道德。

而群体人性认知实际上群体主动承揽义务的过程。更危险的是，它甚至乐意社会公益为其买单。

相反，价值存在于整体社会的，我称之为整体主义。也就是说，人权是潜含于具体的文明传统和社会制度中并与之贯通的，人权的理想在于增进人类合作，减少人类冲突，促使诸多存在差异的文明和谐相处。

自然法先于一切理论陈述而存在，并且不必根据概念和和理性知识而为人类所认识。吕波：《人权与道德》，载公丕祥主编：《法制现代化研究》（第六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